余华发表了《文城》。睽违八年，全新之作。

　　《文城》讲了一个过去的故事，背景在民国。来自黄河以北的林祥福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跨过黄河与长江来到溪镇，他在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因为他消失的妻子来自那里。林祥福往南方走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文城，他最终回到溪镇，带着女儿在这里生活。在溪镇，他与这里的居民一起经历了雪灾、战乱、土匪，有残暴也有温情，细致缱绻又荡气回肠。一群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交织追逐，林祥福就这样在溪镇过完了一生。

　　这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每个能够在乱世里努力活下来的人，都怀揣着一个需要寻找的理想。对林祥福来说，纪小美是他来到溪镇的执念，也是他在溪镇生活下去的执念。这个生于北方长于北方的富家男人，有着最淳朴的善良，即使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他的身上仍然有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虽然余华着笔墨描述了不少人物，但林祥福仍是那个“主角”，在《文城》的正文里，余华也大多是跟随林祥福的经历来描述那些风起云涌。

　　在溪镇的居民眼里，林祥福是一个神秘的人，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承诺从黄河北来到长江南，在漂泊中安定。他在龙卷风中活下来，在雪灾中叩开百家的门养活女儿，给村民修复门窗，自己开设小学堂。最终，这个来自北方的男人坦诚奔赴土匪之约，留下信件与遗嘱，将自己的后半生交代在这里。也许有人会认为林祥福为了小美离开家乡寻找了半生，为了顾益民冲动送了性命，只是个可怜的倒霉蛋，但也是他英雄的一面。战乱的年代里，能够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但偏偏有人选择不离不弃，选择反抗与厮杀，才有了那个时代的血性。

　　林祥福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是《文城》所勾勒出的广袤的时代画卷中的一笔。从长满小麦的北方田地，到长满稻谷与番薯的万亩荡，在绵延不绝的空间里，生长着各式各样的人们。除了林祥福，还有背负命运与不安的纪小美、正直的乡贤顾益民、残暴的土匪张一斧，这些角色在余华的笔下慢慢活过来，在书页之间上演了一场场荡气回肠的皮影戏。

　　在那群理想主义乡贤的身上，我们已经来到了那个氤氲着江南水汽的小镇，那里的人可以为了士气死，为了信念亡。也许到了最后，读者也已经分不清这里到底是溪镇还是文城。但“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总会有人守着信念过一生。

　　《文城》很细致，又很宏大。它的细致在于余华的着笔处都是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哪个少女爱上谁家少年，写了三年未被查收的信；谁为了谁练洋枪、杀土匪；谁又以慷慨之姿接纳北洋败兵，护住一城百姓。这些原本已经被时代的滔滔洪流卷起的往事，又借着余华的笔浮现在读者面前。而这也正是它的宏大之处——用不过寥寥数人的命运，点出时代深处的仓皇。

　　这当中，最让人意难平的一段关系，发生在林祥福和纪小美之间。《文城》正文里讲林祥福的“寻”与“等”，《文城(补)》里讲纪小美的“离”与“苦”。一个是诚恳宽厚的北方男人，一个是两度出现两度离去的南方女子，但小美却始终无法让人怨恨。她是一个民国时代典型的穷苦人家的可怜女孩。因为家穷小小年纪就送去别人家做童养媳，战战兢兢生活在婆婆的阴影下，不敢爱不敢恨，就连留在北方与林祥福一起生活她都不敢，她的一生最勇敢的事情恐怕就是为林祥福生了一个女儿。

　　从被送到城里做了童养媳，到冻死在雪地里，小美始终是悲剧的。她的悲剧性，是百余年前众多穷苦女人的缩影。她与林祥福的结局是不圆满的，时隔十七年，小美才在西山的墓地，迎来了林祥福的木棺。这种不圆满的悲剧性，才是最现实的。让余华去写皆大欢喜，恐怕他也不会愿意。

　　哪怕每个人都被命运捉弄，被厄运伤害，但他们仍然勇敢地活着，努力地活着。死在异乡的男人，嫁了三次的妻子，雪夜谈天的兄弟，长于百家的女儿，理想主义的背后是永远到不了岸的理想，血淋淋的现实背后还有温情。《文城》是残忍的，也是温柔的。

　　其实，就《文城》而言，有人觉得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去了，再去写民国时期的村镇和乡贤是无趣和无意义的。但，并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要为现实指点江山。当读者在书本中穿梭，在文字间经历另一种人生的时候，很多东西也就陡然有了意义。这可能就是我们依然需要余华和《文城》的原因。

　　这两年，不少现当代作家发表新作。去年，阎连科的《她们》、莫言《晚熟的人》、迟子建《烟火漫卷》出版，今年余华的《文城》又与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几乎同时付印出版。这是一场场读者的狂欢，也是一段段作者的“寻找”。他们有人在寻找女性在时代里的沉浮，有人在寻找故乡的魔幻与现实，有人在寻找爱究竟是什么。

　　那么，余华到底在寻找什么，时隔八年，他的这段“寻找”是否是有意义的？就见仁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