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鼎盛期的产物，杜甫又是唐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杜甫被尊称为“诗圣”，是古代儒家思想在诗歌领域的最高体现者，也是公认的古典诗歌最伟大的诗人，难怪韩愈盛赞“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人尽皆知，无须多言。

　　杜甫是古典诗歌绕不过去的高峰，一直为后人所学，不论是在宋代被奉为江西诗派之祖，还是在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运动中的中心地位，都可透见杜甫对于后代诗歌的影响。然而，近现代以来，杜诗学一度式微。随着晚清的崩塌，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代西方文化的涌入，诗人们向西方学习一度成为风尚，杜诗也变成腐朽没落旧文化的代名词，一时黯淡无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文艺的语境中，即使关注古诗，也多从“古为今用”出发，极难深度学习。改革开放以来，现代主义日盛，古诗门前冷落。总之，百年来新诗与旧诗两相隔膜，新诗创作有意无意地回避杜甫这一诗歌宝藏，或者不知如何下手，如何打通两种艺术类型，总有一种暧昧不明。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在经历了千年流转和百年学步之后，眼界更宽，心态更正，已经能够重新回顾五四特殊的历史，当然也能够重新评估“杜诗”的历史价值和当下意义。就像当代诗人、学者师力斌在新著《杜甫与新诗》中所说的那样：“新诗已经一百岁了，该有足够的勇气、心胸、眼界和能力来吸收杜甫。”

　　师力斌倡议应抛却新诗与旧诗的阵营门派之见，以更多元开放的态度面对新旧两种文学，从文本角度仔细探析两种文学的勾连，在源头的层面上重新发掘，不论是对于旧诗美学的重新发现，还是新诗未来的革新创造，使之相互理解，“重新发明”，焕发新生，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杜甫为代表的旧诗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相隔千年之久，诗歌创作的历史语境、文化积淀、审美接受等都发生了巨变。在我看来，其中之一是两种艺术形式背后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是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不同。当代哲学家张世英将人生在世的思维结构分为两种：“天人合一”式与“主客二分”式。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主客二分”式，而中国则为“天人合一”式。相比西方文化力图通过认知去把握万事万物，中国文化更强调人与万物合而为一的境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杜诗与众生相通，能与“诗仙”李白相通，深知李白性情，所以写下“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句；能与家中妻儿相通，“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此情此景仿佛亲眼看到了远方的亲人一般；更重要的是他还能与平民百姓相通，写出“三吏”“三别”等忧民的诗篇。他被誉为“诗圣”，就是他将儒家心忧天下的人格发挥到了极致。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师力斌这一分析的深意之所在。诗既是缜密精致的形式，也是真挚扎实的思想，既为艺，也有道，一如《杜甫与新诗》所论述的“杜甫思想之于新诗”。

　　相较而言，相当多的新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偏于自我主体和客观世界的直接面对，甚至和外部世界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不乏对于外部世界的紧张化、个人化、神秘化的表述，蒙太奇镜头不断跳跃，似乎成了新诗人创作和读者解读最大的乐趣，甚至陷于摄人心魄的纯文学迷沼不能自拔。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前进、城市文明的迅猛入侵，人与自然之间的古典联系已经支离破碎，诗歌面对的世界越大，诗人们也越迷茫。我们不禁要问，诗的意义究竟何在？如何在诗歌中安放个体、社会以及理想，并寻找精神出路？

　　回望“诗圣”杜甫或许仅是我们可以迈出的一小步。当我们置身当下，在移动互联网5G大数据的洪流中进行创作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诗歌元问题，而这时选择回望古典，重新探寻古典诗人的思想艺术世界，重攀古典诗歌的高峰，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更有价值的启发。因为，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

　　这可能正是师力斌《杜甫与新诗》一书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