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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线||人物风采:救死扶伤的陇上天使/姬广武
发布时间: 2022-06-26 21:44 稿源: 飞天文艺   编辑:刘明德

  姬广武,祖籍甘肃临洮,生长于甘肃武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城文化名家,兰州市作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历任兰州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兰州市委巡察办副主任等职。出版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上、下卷)《历史深处:“6?26”医疗队在陇原》及长篇小说《货郎客》(合著)等10余部。代表作《世纪决战》获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类作品金奖、甘肃省首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兰州市第五届金城文艺奖一等奖。曾被评选为甘肃省文联第二届“徳艺双馨”文艺家,兰州市第四批、第五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救死扶伤的陇上天使

——“6·26”医疗队在甘肃

姬广武/文

  2012年1月11日晚,“感动甘肃·2011十大陇人骄子”颁奖晚会在甘肃大剧院隆重举行,“6·26”甘肃医疗队荣膺“感动甘肃·2011十大陇人骄子”特别奖。

  组委会给“6·26”甘肃医疗队的颁奖词是:十分熟悉的职业与渐渐陌生的“6·26”,把难忘的一段美好重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却把青春献给了甘肃,救死扶伤让他们成为陇上天使,普及预防科学把他们铸成一组群雕,成为山乡接近文明的一道风景。

  岁月如歌。回眸50多年前,一大批来自北京等大城市的“6·26”医务工作者,以血汗铸就了甘肃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丰碑。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永远留在了这里。“6·26”医务工作者的优良医德和精湛医术,在甘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历史不会忘记,甘肃人民永远怀念他们、感激他们。甘肃的高山,镌刻着他们的事迹,甘肃的大地,永远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举家告别北京,陇原矗起丰碑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同时,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史称“6·26指示”。这是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一贯的指导思想,也显示了毛主席安邦治国的战略思想。

  “6·26”指示发出后,一个“到农村去,为五亿农民服务”的热潮,从首都北京,从全国各大城市,迅速向农村、牧区、边疆涌动。在较短时间内,卫生部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系统、北京市各级医院选派了2000多名医务工作者到甘肃安家落户,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同时,一大批医学院校毕业生志愿来到甘肃参加工作;从1967年开始,卫生部每年还选派400人的巡回医疗队赴甘肃河西走廊开展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历时10年。与此同时,解放军驻甘部队各医院积极支持地方卫生事业,选派了大批医务人员深入农村;全省各城市医务人员,也怀抱理想,奔赴边疆、农村和牧区,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6·26”医疗队。

  “6·26”指示发表后,北京市很多医院敲锣打鼓地去卫生局请战,主动要求支援大西北。1965年,北京平安医院支援酒泉钢铁公司建设,约200名医护人员整体搬迁嘉峪关,首开北京医院迁往甘肃之先河。北京天坛医院也整体搬迁甘肃,全院500多人,分别在庆阳、天水、临夏组建多家医院,开始了他们在陇原的十年奉献之路。就这样,一些医院被整体搬迁,一些医院部分搬迁,仅北京医学院,就有三分之一的人下了甘肃。他们当中,有鬓发斑白的老教授、老医生,也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医生……

  来自北京的大批医务人员几乎都是举家赴甘。北京车站,西行的列车即将启动,激昂的誓言与飘洒的泪花同在。天坛医院曲敬新总护士长奔赴甘肃,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母亲因病瘫痪在床,怎么办?曲敬新着急、难过地哭过好多次。但她还是找到组织,报上了名,表示要坚决听党的话,支援甘肃社会主义建设。就这样,曲敬新和爱人一副担架,将母亲抬上了开往甘肃的列车。这一去,就是50多年。她在“羲皇故里”扎下根来,为当地群众的健康服务了一辈子。

  景翙筑,河西堡北京医院妇产科主任,1969年随北京市第一医院搬迁河西堡。陪伴她来到这片戈壁滩上安家落户的,是时为北京市航空学校教师的爱人陈幼孚和11岁的独生子。陈幼孚是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发动机专业的高材生,随迁来到河西堡后,在武威地区运输公司三车队“做技术革新工作,什么都干”。在这里,他们一家度过了12年的难忘岁月……政策规定,下放人员家属随迁,户口迁出,住房上交,故仅河西堡医院随迁家属中,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的教师和北京市文艺团体的美工、音乐等专业人员,以及北京制药厂的技术人员和北京机床厂的工程师、技术员等。许许多多医务人员的配偶在其他领域,也为甘肃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据统计,迁甘医院、卫校计有34家,其中:100张床位的医院3所,80张床位的医院1所,50张床位的医院7所,30张床位的医院20所,20张床位的医院1所,卫(护)校2所。“战斗在全省52个点上。”约占当时全省卫生技术人员十分之一的大批北京医务人员到来后,积极开展巡回医疗、帮助培训赤脚医生、建立合作医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拯救了无数农民宝贵的生命,保护了他们的健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所到边远农村、牧区的医疗卫生面貌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甘肃省省级医院的医疗水平,七八十年代在全国也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因为各大医院都有一批从北京下放来的医生和科主任,他们当时就已是知名的专家。

  1970年2月,拥有200张病床,350多名医护人员的北京市第一医院一分为二,下放到了甘肃省。该院外科骨干力量主要来到新的工矿区永昌县河西堡镇,内科骨干力量多去了永登县。河西堡北京医院几经演变,成为今天的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其名称虽然几经变化,但是,永远不变的,是当地干部群众对她深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怀念。今天,许多当地老百姓仍然习惯而亲切地称其为“北京医院”。

  1978年4月,甘肃中医学院(现甘肃中医药大学)正式成立。重师兴教,人才是关键。省委、省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大批在甘的北京医务人员,他们中间,有许多学贯中西,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教授。就这样,以来自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主的一批中年知识分子,被选调到学院任教。1980年,通过全省统考,又从这批人员中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张世卿成长为甘肃中医学院院长。这两次高精尖人才的引进,极大充实和加强了中医学院的师资队伍。他们既有扎实深厚的医学理论知识,又有多年农村基层工作的丰富临床诊疗经验,人员占到学院建院之初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达40多名,成为甘肃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的奠基人,支撑起了甘肃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擎天大厦。

  酒泉钢铁公司医院、天水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甘肃省肿瘤研究所、甘肃省卫生防疫站、甘肃中医学院、陇西县6·26医院、民勤县西渠公社6·26医院……这些由“6·26”医务工作者建立起来的医院和大学,如同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于陇原大地,从根本上改变了甘肃医疗人才匮乏、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80年前后,因为落实政策、工作需要、家庭困难等种种原因,一些“6·26”医务人员又回到了北京,一些医院迁回原址。但是,他们带出了学生,培养了队伍,他们以自己高尚的医德和救死扶伤的精神,影响、教育和感染了几代陇原人民。他们默默的付出,一如闪烁的繁星虽无名,却照亮了整个夜空,谱写了甘肃卫生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刘宏、任华明夫妇1967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8年制医疗专业,来到甘肃,他们给人事部门说的第一句话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这样,他们“一竿子插到底”,来到渭源县庆坪公社中心卫生院安家落户。在这个远离县城30多公里,进一趟城步行需要4、5个小时,山大沟深,被称做“干北山”的地方,整整度过了7个年头,他们的独生子也降临在这个穷苦的山乡。刘宏来到庆坪后,即担任卫生院院长。他注重传、帮、带,培养当地医务人员。主动开展妇、儿、内、外科等各项治疗和手术,吸引了周边4个公社的患者前来就医,遇上无钱看病买药的患者,又总会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工资为他们垫付医药费。刘宏、任华明的童年是在“延安保育院小学”度过的。任华明的叔父是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的堂兄,母亲丁祝华是中共早期党员,刘宏的父亲刘道安是党的“七大”代表。他们扎根甘肃农村,默默服务农民群众,其精神动力在哪里?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刘宏掷地有声地对我说:“从小就受党的教育,就是为人民服务。什么地方有人民需要,我们就去。我们是自愿去的,就是打算在农村干一辈子!因为我们是老共产党员的后代……”

  毛江森,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甲型肝炎活性疫苗研发者。1969年,毛江森和夫人张淑雅从中国医学科学院下放甘肃,在武都县岸门口公社卫生院和甘肃省卫生防疫站工作了8年。1972年,陇西县出现疑似“出血热”疫情,很多婴幼儿失去生命,全县陷入恐慌之中。毛江森受命前往调查,他凭着多年从事病毒研究的扎实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以及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力排众议,作出了这是因成人食用发霉粮食,毒素经母乳引起婴幼儿内出血疾病的大胆推断。唯一的选择,是马上停止发放救济粮!可是,调查结果没有实验室数据的支持,万一推断有误,后果不堪设想。停发救济粮,在当时的背景下,要承担很大的政治责任,但死亡在不断增加,时间不等人。毛江森毅然将结果逐级上报。他的建议,得到了时任县革委会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救济粮停发几天后,因病致死的婴幼儿明显减少。后来,兰州大学生物实验室从这批从东北运来,风吹雨淋十多天发霉的救济粮里分离出了毒素,证明该毒素能破坏人体凝血机制。在这次事件中,毛江森以科学的态度、知识分子的良知、医生的责任和对道德与真理的追求斗胆上书,从而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发生。

  上世纪90年代全国闻名的“科技首富”迟斌元,曾是一位河西堡“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来甘前后一直遭受政治上的不公待遇。调至兰医二院工作后,他致力于从猪血中提炼速效止血药“凝血酶”的研究,并取得成功。但遗憾的是这一首创性的成果一直未能走出实验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世界上只有英、美、日等少数国家能人工提取生产凝血酶,但价格昂贵,这种速效止血药我国过去只能依赖进口。西方是从人血、牛血中提取,而迟斌元是从来源更丰富更便宜的猪血中提取。后来,他到北京工作。1987年,在中国科协的牵线下,迟斌元和妻子司华带着他们的科研成果,从北京辗转到珠海,找到投资方,建立了总工程师负责制的珠海生化制药厂,生产凝血酶冻干剂。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投资420万元的企业发展为拥有70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全国明星企业。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老人家视察珠海的第一站,就是迟斌元一手创办的珠海生化制药厂。当听迟斌元汇报公司主打产品凝血酶已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时,邓小平大加赞赏,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名牌,否则就会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摆脱受人欺负的局面。”也是这一年,珠海市制定了“科技重奖”的政策,迟斌元是那一年的特等奖获得者。一辆奥迪轿车、一套公寓和一张287184元的支票,让他成为“科技百万富翁”,奖金数额接近诺贝尔奖,由此,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获奖金额的最高纪录。

  夏恩兰,中国妇科内镜医学——宫腔镜诊治医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1970年1月,夏恩兰所在的北京月坛产院整体下放到甘肃靖远矿区。在甘肃的10年中,有一个现象深深刺痛着夏恩兰的心。在当地的风俗习惯中,女性不能没有子宫,一个女人一旦因为患病摘除了子宫就被视为没有了性别,不男不女,猫狗不如。作为妇产科医生,夏恩兰常常眼看着子宫出血已经威胁到病人的生命了,却不能实施子宫切除手术。1989年12月,她从一本英文医学期刊上看到了一篇介绍宫腔镜诊疗技术的文章,在操作方法、治疗原理方面,竟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是一项集光、电、超声、显像、视频技术和诊疗为一体的医疗技术,而当时这篇文献并没有引起我国妇产科医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夏恩兰却从中洞悉到妇科医疗革命性的时代即将到来。半年后,由她开创的中国宫腔镜电切技术,被永远地载入中国妇产科临床医学的史册,成为妇科医疗技术革命的里程碑,被人们尊为“中国宫腔镜之母”。

  1967年夏天,马明良从6年制的北京中医学院毕业了。9-12月,他踊跃报名,参加卫生部第二批赴甘肃河西走廊巡回医疗队,在山丹县霍城、军马场工作。翌年8月,他毕业分配,来到干旱、贫困的渭源县。那一天阴雨连绵,县城街道非常泥泞,离开北京时穿着短袖,到了当地,已经该穿绒衣了,但衣服都打在行李中,十分寒冷。在纯山区的秦祁公社,他看到,当地的老人有的还盘着清代的大辫子,农民群众生活非常艰辛,又非常纯朴。交公购粮时,老乡们晚上不睡觉,把地里的那点最好的粮食连夜用连枷打好,送到粮站。他被渭源农民的纯朴深深感动着,为了少花钱,治好农民的病,马明良发挥中医药简、便、效、廉的特点,设计出一些简便方。他与庆坪卫生院的甘肃临洮籍中医靳凤英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家庭。从此,他成了地地道道的甘肃女婿,不但渭源话说的流利,还学会了喝罐罐茶。“入乡随俗,少放点茶叶煮煮,就跟人家能拉上话了。”他风趣地说。马明良1990年回京,执教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立德、立功、立言,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三立完人”的准则;“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则是古代医生的行为规范。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为医生,马明良都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因为他做的很好。

  在“千年药材之乡”定西,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的名字为许多人所熟知,这是因为他和一个富民产业联在一起。1970年,孙燕带着妻儿,从北京来到定西地区医院安家落户,这里盛产的黄芪、党参深深吸引着他的目光。回京后,他开展了“扶正中药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课题研究,研制出了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制剂,获得四项专利。如今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被列入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进一步带动了定西中草药产业的发展,对定西农民脱贫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碧琰,儿科著名专家,她对甘肃有着深厚的故乡情结。她回忆说:“在甘肃成县的时候,我是儿科大夫,当地儿童传染病特别多,当时工作真累,但是觉得很痛快!”关碧琰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关碧琰在临床医疗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倾自己所学,坚持开展儿科诊疗护理培训工作,为当地培养出了一批儿科医护专业人员。她还帮助地方医院订立诊疗常规,完善各项制度。从北京医学院下放来到成县的丈夫吴建中工作也十分突出,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二批研究生。关碧琰意味深长地说,“回想起成县的十年啊,确实是难忘的十年,我觉得也挺值得的。有一次,成功救治了一位患儿,中午我听见宿舍门口有响动,开门一看,门口放了一堆老玉米,远远的就看见一个老农背着一个背篓离去了。我会永远记着这个镜头,甘肃人民的纯朴、善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甘肃永远是我们的家…… ”

  责任高于一切,荣誉高于一切,成就高于一切。1980年6月,王永禄离开播撒了11年血汗和泪水的甘肃宕昌,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回来一无所有,家具20元处理了。下放十年,得了十年的纸回来。”——离开宕昌时,王永禄丢弃了很多东西,唯独带回了成摞的奖状和荣誉证书。这是当地政府和人民对北京医务工作者的最高褒奖。他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扔,都可以不带,唯独这奖状我一定要背回去!”

  难忘美好记忆,故乡情结永存

  2021年2月4日,为榆中老百姓服务了13年的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高崖医疗队带队领导吴永胜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吴志强,一定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撒在榆中县。去世后,他依然愿意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榆中大地,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其中蕴含着多少怀念和不舍?2021年3月27日,吴永胜落叶归根,回归第二故乡,长眠在县第一人民医院的一颗松柏树下……

  许多“6·26”医务工作者毕生献身陇原,为甘肃人民的健康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业绩璀璨夺目、事迹荡气回肠、精神高山仰止。

  甘肃省人民医院专家影像张书盛、孟宪慎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相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两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并走上了服务甘肃人民的人生之旅,50多年矢志不渝。他们说,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是组织的信任、甘肃人民的关爱,还有家人的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的一些大医院邀请他们回去,但一次次都是因为组织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让他们选择留在了这里,成了永远的大西北人。在孟宪慎的努力下,省人民医院“乳腺病诊断中心”正式组建起来了。孟宪慎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张书盛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些荣誉是甘肃人民对他们献身陇原医疗卫生事业的最好褒扬。

  “甘肃变成了家,北京变成了老家。”这是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李其棠的人生写照。从大学毕业来到甘肃至今的50多年间,他记不清看过多少病人,做过多少手术,可他没有给自己的父母、亲人看过一次病,也没有带他们去过医院。让李其棠一辈子都揪心的是:“父母走的时候,我都不在身边。父亲生病住院后,我去北京看望,第二天,看到父亲病情有所好转,我又急匆匆的赶回兰州,原因是有几台手术已经因此而延期。回来的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我非常内疚,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原谅自己。我的母亲走得很突然,她老人家去世以后,我流了一夜眼泪。没有给父母看过一次病,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孝心,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忠孝难两全啊!”50多年的无私奉献,李其棠无怨无悔。他说“甘肃就是我的故乡,我愿意把自己的余生献给需要的病人,献给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

  从北京到党原镇的路,王富庆已经不知道走过多少回。1969年11月,北京医学院人民医院的满族医生王富庆和夫人霍瑞莘,带着母亲、岳母和一双年幼的儿女,3代6口人,辗转千里来到平凉地区泾川县党原镇,住在一间小屋里,演绎了30年的苦乐人生,真正为农民群众看了一辈子病。2005年,孝顺的女儿把退休在家的王富庆老两口接回了北京,可是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回党原住一段日子,觉得到了那儿就特别亲切。“我们很舍不得这个家!”听到他回来,很多乡亲们都会找上门来,请他再给自己看回病。

  何可英,副主任护师,一位曾担任周恩来总理保健护士19年之久的省人民医院离休干部,周总理和邓大姐赠给她的纪念册是她永远的光荣与自豪。1969年,何可英自愿报名,与爱人王醒和两个孩子来到甘肃靖远安家落户。她说:“中国人,只要是为祖国、为人民,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啊”。朴实的语言,掷地有声,坦荡的胸襟,令人敬仰。

  采得百花成蜜后,化作春泥更护花。金文媺,甘肃省中医院儿科原主任,党的十三大代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她的爱人夏永潮也以其在中医理论和临床上的卓越贡献,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首批“甘肃省名中医”荣誉称号。为了在临床上找到效果好、副作用少的药物治疗小儿疾病,突出中医特色,金文媺钻研中医古典书籍,研发中药静脉注射药物,并在每种新药使用之前,都要在自己身上先做试验,亲自滴注新药配制的液体,感受药物的反应,在确定没有副作用后,才应用于病儿。1997年8月2日,金文媺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61岁,忠骨埋陇原。

  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事迹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里,无怨无悔的响应祖国召唤,奔赴甘肃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医疗卫生服务,为解除群众疾苦、培养卫生技术人才、把满足基层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要,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人生追求。

  发扬优良传统,谱写历史新篇

  2018年8月,年近八旬的北京公安医院主任医师王久成与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夫人孟培丽又一次不辞辛劳、风尘仆仆重返陕甘宁革命老区环县,“重温‘6·26’指示,再为乡亲出趟诊”。他是已知唯一一名既参加了卫生部第一批和最后一批赴河西走廊医疗队,同时又是在甘肃工作10年的北京医务人员。他把心留在了甘肃,留在了环县,几十年来,一直关心环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毛井乡卫生院,他讲传统,诊病人,鼓励新一代医务工作者,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要永无止境学医术……

  毛主席的“6·26”指示和北京等城市大批医务人员的到来,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经过50多年历史风云的淬炼,依然历久弥新。在甘肃贫瘠的土地上,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文明的脚步和先进的文化。甘肃是“6·26”指示的受益者,没有“6·26”指示的贯彻落实,甘肃卫生还将在更加困难的环境中前行。“6?26”医疗队的到来,使甘肃在极度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如久旱遇甘霖,对于缓解群众看病难、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同时也为甘肃的医疗新技术开创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政治、历史意义。他们不仅带来了精湛的医技,而且带来了良好医风,全省医务工作者向“6·26”医务工作者学习,大力发扬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面貌蔚然一新,医德医风交口称赞。

  “6·26”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6·26”医务工作者“对党忠诚、热爱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留给甘肃的宝贵精神财富,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高度契合。在甘肃这片热土,“6·26”精神和甘肃精神水乳相融,铸就了甘肃医务工作者独特精神内涵,成为甘肃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我们要学习“6·26”医务工作者的好传统、好作风,把他们树立的大旗扛起来,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在抗击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特别要发扬和传承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着力加强乡村医疗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建设健康甘肃,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做出新贡献,扎实推进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以十倍之努力,百倍之干劲,汇聚起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磅礴力量。

  “6·26”医务工作者的历史功绩,甘肃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注:原载《人文甘肃》第十辑

  来源:飞天文艺

稿源:飞天文艺   编辑:刘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