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分唐宋”，是南宋以降古典诗学批评中讨论颇多的话题。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总结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意在强调唐诗、宋诗是两种各有所长的审美范式，虽与朝代有关，但可以超越朝代的时间限定，审美意义上的“唐诗”不一定出自唐人，“宋诗”也不一定出自宋人。
由“诗分唐宋”引出一个问题：唐宋两朝的其他重要文体，比如与诗歌关系密切、被称为“诗余”的词，是否也可以作唐宋之分，具有审美意义上的“唐词范式”与“宋词范式”呢？从唐宋词产生的文化土壤、创作实践以及美学接受等方面来看，“词分唐宋”不仅可能，而且是一种客观存在。
“词分唐宋”的文化土壤：中唐到北宋的渐进式文化转型
文学审美形态的演变，与孕育它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化史上，唐宋两朝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期。以中唐为界，从魏晋到盛唐一直在政治体制中处于中心位置的门阀贵族日益衰落，而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寒门庶族势力则不断增强，至宋代完全取代了门阀贵族，形成了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经济上，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减弱，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由儒、释、道三教并行走向以儒为主兼融释、道的理学独盛。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则使知识迅速扩散，社会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今人通常将中唐之前上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称为“唐型文化”，中唐发端、成于宋代的文化称为“宋型文化”。“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诗与“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分别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所开出的精神花朵。“词分唐宋”的现象，也与唐宋文化转型有关，但与诗歌相比，又有其特殊性。
词作为一种文体，在盛唐以前处于萌芽状态，到中唐之后才有较多文人投入创作。其小令体式成熟于晚唐五代，而小令、长调并盛，风格多姿多彩的繁荣局面，到北宋后期才初步形成，至南宋始“极其工”“极其变”。可见，它的发展、成熟期是在“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发生之后。
不过，文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中唐之后，“唐型文化”的某些因子依然长期存在。比如科举考试，终唐之世不仅取士数量不多，而且多出自世家大族。六朝贵族的流风遗韵、“富贵气象”，仍为士人们悠然神往、反复咏叹。作为“宋型文化”思想内核的儒学，虽从中唐的韩愈开始就呼吁复兴，但到仁宗朝庆历前后才真正实现，理学的生成更要到北宋后期。
据此可知，唐宋文化转型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唐型文化”马上就被“宋型文化”取代，只不过“宋型文化”诸要素在与“唐型文化”诸要素的相持中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渐进式的变革，为中唐以后“唐型”词的产生及其向“宋型”词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土壤。
“词分唐宋”的创作实践：“唐词范式”与“宋词范式”的生成与演变
从词的创作史来看，唐五代、北宋总体上属于“唐词”的时代。晚唐五代的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等人是“唐词范式”的奠基者。他们的基本创作方法是“以唐诗为词”，即采用与唐人绝句、律诗相近的小令体式，将唐诗的艺术手法、创作经验运用到词中，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含蓄委婉的韵味。其中，温、韦所代表的花间词风与冯、李所代表的南唐词风又各为“唐词范式”之一体。“花间体”纯为应歌而作，产生与传播于贵族宴饮娱乐的场合，多写类型化的艳情闺思。“南唐体”虽也有应歌的目的和作用，却常常融入忧生忧世之思。李煜亡国之后的词作更是像诗歌一样真率直接地言志述怀，抒写国破身降的深悲巨痛。
北宋词坛在神宗朝以前，基本处于“唐词范式”的影响下。柳永虽以慢词创作打破了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以赋为词”的手法也开启了宋词新风，但因“俗”名而未获主流认同。在北宋后期，随着宋型文化的发展、成熟，“宋词范式”也初步生成。
所谓“宋词范式”，是指体现了宋型文化特色的词体审美范式。这种宋型文化特色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科举制激发了士人参政议政、关心社会的淑世情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哲学思潮造就了敏于思辨的理性精神；知识普及化带来的对前代文化集大成式的学习、整合与运用。以此来看北宋后期词坛，则“宋词范式”的构建主要有两条道路。
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革新派。他将“以唐诗为词”变为“以宋诗为词”，把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风引入词中，不刻意追求含蓄深远的意境。作词是为了尽情抒写士大夫的思想情感、人生际遇、哲理体悟。二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改良派。他的词在内容上保留了“唐词”特点，形式上讲究协律可歌，但在艺术表达上发展了柳永的“以赋为词”，注重铺叙、思力、典故运用，体现出宋代士人深厚的知识素养与以理节情的美学追求。
“宋词范式”尽管在北宋后期已初步形成，但无论是革新派还是改良派，都未能取代“唐词范式”的主流地位。苏轼与周邦彦的词作为经典的审美范式被广泛接受，是从南宋开始的。
南宋为宋型文化成熟之后的稳固发展期。理学流行，复雅呼声高涨，士大夫的心态日益内敛。前期由于国势剧变，士人多怀抗金恢复之志，因此苏词言志述怀、不拘音律的作风受到重视。辛弃疾接过革新派的大旗，将“以宋诗为词”的作风发挥到极致，慷慨悲壮地书写英雄之志、失路之叹，完成了“宋词范式”中“苏辛体”的建构。南宋中后期偏安之局已定，士大夫更加推崇文雅意趣，周邦彦注重技巧、音节和雅、用典丰富的词风由此大受尊奉。姜夔在周邦彦的基础上改良，以江西诗法入词，用健笔写柔情，矫秾丽为清空，开创了格高调雅的风雅词派，形成了“宋词范式”中的“周姜体”。“宋词范式”成为南宋词坛的主流。
“词分唐宋”的美学接受：“宗唐”派与“宗宋”派的形成与融合
从唐宋词的接受史来看，历代不少人注意到了词亦如诗，存在着“唐音”“宋调”的美学差异，并且形成了“宗唐”派与“宗宋”派。“词分唐宋”的现象，也由此可证。
在宋金元时期的词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涉及词体唐宋之辨的比较。如北宋后期李之仪推崇以《花间集》为代表的唐词之“韵”，认为学词当以《花间集》为主，以宋人为辅。李清照则从儒家诗教说的角度批评唐五代词，并在坚持词应保持协律可歌的体性的同时，提出了高雅、铺叙、典重、故实等词体审美标准，显示出宋型文化的影响。
南宋词坛创作以“宋词范式”为主，理论上也与此相应，前期多崇苏，后期多尊周。而“唐词范式”中的“花间体”，则处于褒贬并存的境地。人们一方面肯定唐词的艺术，奉《花间集》为“倚声填词之祖”，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合政教，认为其靡丽的风格无补于世道人心。金元词坛主要“宗宋”，但南北风气不同，北方的元好问等人主尊苏、辛，南方的张炎等人则力推周、姜。
明代词学进入自觉期，人们对于唐宋词的审美差异，有了明确的比较意识。李开先在《歇指调古今词·序》中说：“唐、宋以词专门名家，言简意深者唐也，宋则语俊而意足。”明代中后期，由于心学影响下主情说的兴盛以及文坛的拟古主义思潮，尊唐复古成为词坛主调。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明言：“晚唐五代填词最高，宋人不及。”至明末清初，更是出现了以云间派词人陈子龙为首的“宗唐”派。他们学习花间、南唐词风，专作小令，对词之“宋调”置之不顾。
清代前期，王士禛、纳兰性德等著名词人都有“宗唐”的倾向。不过，“宗宋”的势力也在此时崛起，形成两大派别：一是以陈维崧为首，发扬了苏、辛词风的阳羡词派；一是以朱彝尊为宗，学习姜夔、张炎词风的浙西词派。浙西词派因为符合官方“清真雅正”的审美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清朝中期以后，社会乱象渐显，于是以复古为口号又注重反映社会现实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该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尊尚“唐音”，奉温庭筠词为最高典范，在华美的辞藻、深婉的意境中寓有政教大义。这种对“唐音”艺术典范的重新阐释，其实是融入了词之“宋调”的政治品格、现实价值。该派理论家周济主张学词应从“有寄托”的南宋词入，从“无寄托”的北宋词出，也是融合唐宋之意。
也有词学家运用新的理论体系去评价唐宋词，其中王国维是突出代表。他融贯中西文艺理论，建立了以“境界”为核心的词体审美标准。他赞美唐五代北宋词有“境界”，批评辛弃疾之外的南宋词无“境界”，尊“唐音”贬“宋调”之意非常明显。但他后期对既具“宋调”新质又保留了一定“唐音”特色的周邦彦词评价颇高，说明其词学观中也有融合唐宋的一面。
总之，唐宋文化转型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由此产生的文学审美范式上的唐宋之分，不仅存在于诗中，也存在于词中，还可能存在于其他文体中。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唐宋文学在这场颇有“文艺复兴”意味的文化转型中的表现，还有不少话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符继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词体的唐宋之辨研究”负责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